哈爾濱平房區，一片灰色建筑群在夏日的蟬鳴中透著寒意。這里是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，也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戰基地。長安大學 “熔鑄民族記憶・鍛造紅色基因” 暑期社會實踐隊走進這片遺址，在銹蝕的囚籠、泛黃的實驗報告與斷壁殘垣間，直面那段被刻意掩蓋卻永遠無法磨滅的反人類罪行。
一、“防疫給水” 幌子下的地獄工廠
“這是‘四方樓’遺址，當年 731 部隊的核心實驗區。” 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講解員指著一片長滿雜草的地基說。隊員們俯身細看，混凝土斷塊上仍能辨認出 “特”“別” 等字樣 —— 這是日軍為掩蓋罪行，戰敗前炸毀建筑時未清理干凈的痕跡。
展館內，一組復原場景讓隊員們屏住呼吸：零下 20 攝氏度的低溫實驗室里，“馬路大”（日語 “原木”，指被實驗的活人）的手臂被浸泡在冰水中，旁邊的記錄板上寫著 “凍傷 3 小時后復溫實驗”。“‘馬路大’大多是被俘的抗日戰士、平民和戰俘，僅 1939 至 1945 年，就有 3000 余人在這里被活活折磨致死。”
 
講解員的聲音沉重，“他們被用作鼠疫、霍亂、炭疽等細菌的活體培養基，甚至被直接解剖。”在 “細菌武器研制” 展區，玻璃柜中陳列的 “石井式細菌炸彈” 殘片布滿銹跡。旁邊的檔案顯示，這種炸彈內裝感染鼠疫的跳蚤，1940 年曾被投放到浙江寧波，導致當地 1000 余人感染死亡。“日軍還在湖南常德、云南保山等地進行細菌戰實驗，僅常德一地就有 7643 人死于鼠疫。” 隊員們看著地圖上密密麻麻的投放點，指尖劃過那些標注著 “死亡人數” 的紅色數字，久久無言。
一份 1942 年的《實驗日志》復印件上，用日文記錄著這樣的內容：“編號 103，男性，注射炭疽菌后第 5 天，體溫 40.2℃，皮膚出現黑痂……” 日志的最后一行寫著 “解剖，臟器取樣”。“這些所謂的‘科學數據’，是用一條條鮮活的生命換來的。” 實踐隊隊員張同學指著日志上的血跡說，“這不是實驗，而是赤裸裸的屠殺。”
二、第 100 部隊：摧毀農業命脈的毒計
從哈爾濱轉戰長春，實踐隊來到另一處細菌戰遺址 —— 侵華日軍第 100 部隊舊址。這座以 “馬疫研究” 為幌子的部隊，與 731 部隊同屬日軍細菌戰體系，專攻牲畜與農作物細菌武器，企圖從經濟上瓦解中國的抗戰能力。
展廳內，一份《戰時牲畜防疫計劃》檔案揭開了其險惡用心。檔案顯示，第 100 部隊在長春、沈陽等地設立實驗室，培育炭疽、鼻疽、牛瘟等病菌，專門用于感染戰馬、牛羊和農作物。“1939 年諾門罕戰役中，日軍向蘇蒙軍陣地投放鼻疽菌，導致對方 3000 余匹戰馬死亡，直接影響了騎兵機動性。” 講解員介紹。

隊員們在 “農作物攻擊計劃” 展區看到，日軍曾計劃在華北、華中的小麥產區散播赤霉病病菌，企圖讓 “中國軍隊和民眾因缺糧而崩潰”。一份 1944 年的秘密報告寫道：“需在河南、山東等地的麥田投放孢子，預計可使 30% 作物減產，引發饑荒。” 幸而這一計劃因盟軍反攻而未完全實施。
“他們不僅要占領土地，還要摧毀我們的生存根基。” 實踐隊隊員劉同學指著展柜里的 “炭疽菌培養皿” 說。這件銹跡斑斑的玻璃器皿，內壁還殘留著暗黑色的痕跡 —— 那是 70 多年前日軍研制生物武器的直接物證。
三、被包庇的戰犯與未竟的審判
在 “戰后處理” 展區，一張 1947 年的美國軍方文件讓隊員們憤怒不已。文件顯示，731 部隊長石井四郎與美軍達成秘密協議：以提供細菌戰數據為條件，換取免于戰爭罪起訴。最終，包括石井四郎在內的所有 731 部隊戰犯均未受到東京審判的追責。
“第 100 部隊長高橋隆篤同樣逃脫了制裁，甚至戰后還在日本開設獸醫診所。” 講解員說。展館內的 “戰犯名單” 上，58 名 731 部隊核心成員的照片與戰后職業并列，其中多人成為日本醫學界的 “權威”。
在七三一部隊遺址的 “焚尸爐” 舊址前，實踐隊舉行了簡短的默哀儀式。斷壁殘垣間，風吹過雜草發出嗚咽般的聲響，仿佛在訴說那些未被記錄姓名的受害者的悲鳴。“這些罪證不會生銹，這些記憶不會褪色。” 隊員在備忘錄上寫道，“我們來這里，不是為了延續仇恨，而是為了讓世界永遠記得：科學一旦失去人性底線，會犯下怎樣的罪孽。”

離開遺址時，隊員們看到一群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觀。孩子們指著 “禁止生物武器” 的國際公約展板，認真聽著講解。“這或許就是銘記的意義 —— 讓歷史教育成為防止悲劇重演的疫苗。” 實踐隊指導老師劉陳皓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