孫兒呀，爺爺給你說個俺年輕時候的傻事兒。你別笑，笑也得聽。
那是 1958 年，俺才 18，在開封機械廠當學徒，每月 28 斤糧票，牙縫里省，就想給一個人買東西。
她叫秀青，是書店街的營業員，賣《新華字典》。俺不認幾個字，可俺愛聽她翻書的聲音，“嘩啦嘩啦”，比鼓樓的鐘聲都好聽。
俺想送她鋼筆，上海產“英雄”牌，五塊六，得攢半年。攢夠那天，俺揣著鋼筆，穿著藍布工裝，跑去書店街，隔著柜臺，把鋼筆往她面前一推——
“給、給你寫字兒用。”
秀青“撲哧”笑，把鋼筆又推回來：
“憨貨，俺有筆。你真想送，就送俺一張電影票，中不中？”
俺趕緊點頭。那天晚上，演《五朵金花》，俺倆坐第三排。電影里唱，她也跟著小聲哼，俺偷偷看她，她睫毛比電影幕布還長。俺手心全是汗，想拉她手，沒敢。
電影散場，走到相國寺門口，她忽然停下，從書包掏出一張疊得方方正正的紙，塞給俺：
“回去再看，中不中？”
俺回到宿舍，劃根洋火，一看——是介紹信！她偷蓋的章，讓俺倆去辦事處登記結婚。俺那時候傻呀，高興得在床上打滾，把床板壓塌，被班長臭罵一頓。
可第二天，廠里突然下放名額，俺被點名去支援三門峽水庫，三天后出發。俺連夜跑去找她，她已經在書店門口等，眼睛紅得像秋后的棗。
俺把介紹信還給她，說：
“等俺回來，再登，中不中？”
她沒哭，只把鋼筆又塞回俺口袋：
“你去，俺等。筆別丟，給俺寫信。”
這一去，就是四年。四年里，俺每月寫兩封信，她每月回一封，信里夾著干花瓣、龍亭的落葉、還有她新學的字。俺把信按日子排好，藏在工具箱最底層，誰借都不給。
1962 年，俺回來了，背著鋪蓋卷，先奔書店街。可原來的書店改成雜貨鋪，秀青調走了。俺跑到辦事處查，人家說：她去年就嫁到鄭州，男人是中醫院的大夫。
那天晚上，俺沿著城墻走了一圈又一圈，走到月牙偏西，把工具箱打開，把那一沓信，一頁一頁撕碎，扔進黑窟窿的護城河里。鋼筆也扔，可扔了一半，又撿回來——筆帽磕了個小坑，像月牙。
再后來，俺娶了俺娘同事家的閨女，就是你奶奶。你奶奶脾氣暴，可心善，她知道俺心里有個坑，從不問。那支鋼筆，俺一直用，寫工作匯報、寫假條、后來寫你爸的出生證明，筆帽的月牙越磨越亮。
2005 年，你奶奶走了。辦完喪事，俺收拾舊抽屜，掉出一個鐵盒，里頭整整齊齊碼著幾十封信——全是當年俺寫給秀青的，一封不少。原來，你奶奶早就打聽到秀青地址，替俺寄了，可原封又被退回來：查無此人。
俺抱著信，坐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俺買了張鄭開公交，去鄭州中醫院，打聽一個叫李秀青的老太太。還真有，退休返聘，在中藥房給人抓藥。
俺站在取藥窗口，隔著玻璃叫她：
“秀青。”
她抬頭，頭發全白，可眼睛還是當年的亮。她愣了半晌，說：
“憨貨，你咋才來？”
俺把鋼筆掏出來，筆帽的月牙還在。俺說：
“筆沒丟，信也沒丟，俺來補票，中不中？”
她笑了，眼角全是褶子，像秋后的菊。她帶俺去她家，老伴已走，屋里就她一人。她給俺泡杯菊花茶，從衣柜拿出一個小鐵盒——里頭是俺當年撕碎又撈起來的信紙，她一片片粘好，按日期排得板板正正。
那天，俺倆坐在陽臺上，把四年的信念了一遍。念完，她把鋼筆別在俺胸前，說：
“走吧，去鼓樓，看場電影，這回俺請你。”
俺倆坐公交回開封，買了兩張《五朵金花》的碟，在鼓樓廣場邊的小放映廳里看。銀幕還是銀幕，可俺倆都戴老花鏡，她把手放俺手心里，俺這次握住了，再不撒。
孫兒，你說爺爺這輩子虧不虧？虧，也不虧。虧的是讓秀青等了四十多年；不虧的是，老了老了，還能把一場電影續上。
記住啊，孫兒——
人這一輩子，就像開封的鼓樓，敲得慢點沒關系，只要鼓槌還在，總能把錯過的點兒，再補一聲響。
（爺爺用蒲扇拍拍孫子腦袋，收聲。城墻外，傍晚的鐘聲正好敲了一下，像給故事蓋了個章。）